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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殷行街道开鲁四村

来有迎声,问有答声,走有送声,声声满意;居民急事,社区难事,国家大事,事事尽心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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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行街道开鲁四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造的居民住宅小区,占地面积8.1万平方米,绿化面积2.7万平方米,小区内有住宅楼35幢,83个楼组,入住居民1642户,户籍人数3500人,常住居民4215人。开鲁四村先后被评为“部优小区”、“上海市文明小区”、“上海市住宅优秀小区”、“市一级小区”、“上海市和谐小区”、“上海市绿色小区”、“米其林绿色家园”、“上海市安全小区”、“上海市示范居委会”、“上海市老干部工作示范点”、“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十佳联络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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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民生:社区新型“急难愁”如何解——系列访谈之四  

2014-03-12 19:39:04|  分类: 社会民生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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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区新型“急难愁”如何解
——“创新社会治理,加强基层建设”系列访谈之四
2014年3月12日   01:01-要闻   稿件来源:解放日报


本报特派记者 张骏
访谈嘉宾:
朱国萍 全国人大代表 长宁区虹储居民区书记
王醇晨 徐汇区委常委、组织部长
马伊里 市政协人资环建委主任

    “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”、“要把培养一批专家型的城市管理干部作为重要任务”。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殷殷期待。
    然而,现今基层存在解决问题手段有限、资源缺乏、责任无限、力量严重不足等问题。随着经济社会转型,面对群众日益多元的诉求,原有的基层社区干部队伍是否还能适应变化需求?基层队伍又如何强身健体?

“神经末梢”面临新问题
      记者:“上面千条线,下面一根针”,面对当下社会的多元需求和纷繁矛盾,听到社区干部队伍中普遍反映不适应。
    朱国萍:基层社区是社会的“风向标”、“晴雨表”。现在做社区工作不容易,居民的心态越来越不好把握。另外,上面政策稍微动一下,社区干部就要“跑断腿”,比如单独二孩政策出台,社区干部都要一家一家去跑,去登记备案。此外,人员流动越来越多,社会服务和矛盾调解的事情多了,但干活的还是这么几个人。
    王醇晨:居民区党组织是“神经末梢”。一个书记常常是上管婚丧嫁娶、下管鸡毛蒜皮、左管家长里短、右管打架扯皮,为社区和谐发挥了作用,有群众说他们都是有“菩萨心、婆婆嘴、橡皮肚和毛驴腿”的全能管家。当然,他们同时也面临着一个大问题:随着社会管理职能的下移和前伸,基层社区承担的任务越来越重,而手上资源有限。
    记者:我们还注意到,这些经验丰富的“小巷总理”自身也面临着很多新挑战,比如知识储备不足等等。
    王醇晨:现在的居民区,增加了很多新型“急难愁”,比如业委会运作、物业纠纷,还涉及居民维权等,用传统思维和方法显然难以为继,对于社区干部而言,也有一个与时俱进增能的要求。小区和谐不和谐、环境整洁不整洁、群众对党和政府信任不信任,关键看党组织强不强,看这个居民区的党组织书记是不是善于把社区党员、在职党员、居民群众、社区单位等方方面面的积极因素调动起来,共同参与到小区的公共事务中来。如果,“小巷总理”不够强,社区建设就会受影响。

门外要有路,门内要有台阶
      记者:新问题不断,目前,不少区县都出现社区干部“青黄不接”的情况。
    王醇晨:确实,社区干部后备补充跟不上需求增长。上世纪90年代,由于国企改制,不少企业的中层党政干部分流来到了居民区工作,他们当时年富力强、管理经验丰富、有较强领导能力,迅速成长为社区工作的“行家里手”。这种改革“红利”可遇不可求。现在这批人已到了集中退休期,“谁来接班、如何接好班”,是居民区干部队伍建设的难点之一。
 目前,由于对社区工作“婆婆妈妈”的错误印象、收入待遇较低等原因,许多年轻人不愿意到社区工作。而新招聘的社区干部,不经过一段时间磨砺,一时也难以上手。
    记者:听说社区有“滚动式招聘、滚动式流失”的说法。
      王醇晨:流失率高,除了待遇问题,缺少晋升通道也是制约因素。需要进一步为社区干部打开职业发展的上升 “空间”。比如编制,徐汇区已经在做了,连续4年招聘参照事业编制的专职党群工作者。关键是这个通道怎么延伸,比如能不能流向事业单位领导岗位、能不能进入街镇机关公务员队伍,这个“门”对于有职业规划的年轻人来说很重要。门外要有路,门内也要有台阶。还可以考虑设置居民区书记岗位等级,与年限、业绩、待遇挂钩。下一步,我们还将健全完善书记岗位的薪资增长机制,让“书记们”的收入与区域经济发展和自己的工作表现相挂钩。
    朱国萍:虽然 “青黄不接,后继乏人”,但在我看来,“青”不见得就一定要是年轻人。年轻人文化水平高、懂电脑,但你让一个未婚的年轻人去管计划生育,她做不来的。社区干部队伍最好老中青都有,是一支年龄结构合理的队伍。
    记者:社区工作不仅有人做、还要做好,这对社区干部素质提出很高要求。
    王醇晨:针对一些社区干部工作理念上的滞后、能力上的欠缺,要有针对性地“补钙”,开展统筹培训,专题辅导、经验交流、角色扮演、实地参观等,做好“治理”这门功课。还要为社区干部 “减负担”、“增底气”。大家现在都很重视居民区减负,但“五龙治水”各管各,怎么形成有效的“准入门槛”,谁来审核监管,切实减轻基层队伍工作负担,要有考虑。“增底气”就是要让居民区党组织书记有资源可用。

由单向管控向多元合作转变
      记者:基层建设,仅靠社区干部一支力量还不够。
    朱国萍:就小区而言,要聚拢社区里的志愿者资源,为小区自治和管理服务。我们有平安志愿者,邻里多关照一点、多照看一眼,比招聘几个门卫有用多了。我们的为老服务志愿者,为老人提供各种亲情式服务,如家人一样,老人们都很开心。
    马伊里:也要关注到,基层干部队伍之外,还有不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分子,所看重的并非编制、薪酬待遇或是晋升空间,而是是否可以发挥才干,以及对社区共同价值的追求。要发挥这批人参与社区建设、服务社会的积极性。
    王醇晨:从组织行为来讲,可以通过区域化党建、党建联建等方式,进一步增强党在基层社会的组织动员力量,积极调动基层党员、群众骨干、志愿者、区域单位和社会组织等多方面的力量。街镇也要有相应的支撑,比如联席会议,联合辖区各部门、各社会组织帮助解决居民区实际难题。
    记者:这些基层的力量如何更好发挥作用?
    王醇晨:要改变行政主导的一元驱动的“独轮车”模式,加大对公益性、服务性社会组织的培育力度,推动实现由单向管控向多元合作的良性转变。
    马伊里:学会“用大多数人的办法,解决大多数人的事情。”从社会治理的空间看,行政空间的过细过强,会对自治空间产生挤压与反向依赖。现在要释放社会的活力,在基层的横向空间需要建立扁平化的多元参与协商平台。在这样一个协商平台上,更游刃有余的反而是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,他们对共治、自治的推进有其专业方法、操作路径与协商规则,可以引导居民群众对社区的一些共性问题形成公共议题,不同的利益方如何有理有节表达各自诉求。
    记者: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新型的“伙伴关系”,让各支力量成为互补?
    马伊里:对,这会给老百姓寻求最好的服务。加大培育社会组织的力度,让社会组织在成长与成熟中承担更多的社会服务功能,这是创新社会治理最富有成效的选择。在上海,社会组织已经突破1万家,也就是全市户籍人口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达到7.14个。要用好这支力量,鼓励社会组织关注、回应和对接社区需求,共同参与社会治理。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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